
近来网络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:商鞅变法让秦国焕然一新,从一个西部小国一跃成为统一天下的强国,而这一切的最大功臣却被五马分尸。有人质疑,后世的秦国君王有没有考虑为他平反? 我猜这些网友大多是受了电视剧的影响。历史不是电视剧,为何要为商鞅平反?既没有必要,也不可能。正如俗话说:小孩子讲对错,成年人只看利益。商鞅的事情,本身就难以简单地论谁对谁错。 商鞅被处死,符合秦国整体利益 一将功成万骨枯,商鞅推行变法,得罪的不只是少数人,而是秦国各个阶层。 对秦惠文王而言,即便没有私人恩怨,商鞅也已经严重损害了君主的威严。秦孝公在位时,任用商鞅实施变法,秦国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当秦惠文王继位,如果让商鞅继续掌握实权,就会让自己显得像个捡现成的废材。《战国策》中记载:人说惠王曰:‘大臣太重者国危,左右太亲者身危。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,莫言大王之法......’ 在这种功高震主的尴尬局面下,新君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式,是除掉前任君主的首席功臣,以树立权威。
最痛恨商鞅的,自然是秦国贵族。商鞅的变法打破了贵族世袭的铁饭碗:有军功者可受爵赏,无功者即使富有也无权威;贵族的奴婢数量受限制,还需按人口纳税;刑不避公族,连秦孝公亲兄弟公子虔也受罚。贵族们对商鞅恨之入骨,恨不得啖其肉、饮其血。 老百姓虽然从变法中受益,但也饱受其苦。商鞅把民众绑在农、战两条立国之本上,用严刑峻法迫使人们从事耕作和战争,否则后果更惨(《商君书》有载):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,被矢石。其民之欲为之,非好学之,所以避害。故吾教令,民之欲利者,非耕不得;避害者,非战不免。 普通百姓天性不喜打仗,但在商鞅法令下,想趋利避害,唯一途径就是农战。变法的成功建立在无数人的血泪、性命之上,因此,秦惠文王上任后,为维护政权稳定、树立威信,把商鞅当作祭品,完全合理。若为商鞅平反,不就意味着否定秦国君主、官员、百姓的选择和利益吗? 维护君权,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目的 商鞅变法最终体现为富国强兵,但其本质是服务君主。法令的设计围绕国君需求,将全国各阶层力量引向强化王权和国家实力。消灭分封制、推行郡县制、削弱贵族,都是为了集中权力于君主之手。商鞅直言不讳地写道(《商君书》): 国之所以治者有三:一曰法,二曰信,三曰权……权者,君之所以独制也,人主失守则危……权制独断于君则威。 权力独断于君,是变法得以实施的保障,也是富国强兵的基础。两千年封建中央集权制,也遵循相同理念。秦惠文王杀商鞅,是行使君主独裁权的正常表现,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若为商鞅平反,就等于否定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,这是任何秦国君王都不会做的。 商鞅虽伟大,但非无瑕 商鞅变法并非完全原创,其理论基础来自李悝《法经》,实践经验借鉴了李悝在魏国、吴起在楚国的改革。商鞅的最大功绩,是在秦孝公支持下,结合秦国实际,把变法全面推行。 客观上,他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,但个人目的也包括实现价值、攫取名利,他并非默默奉献的螺丝钉。公元前361年,秦孝公发布求贤令: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,吾且尊官,与之分土。卫公孙鞅闻令,遂西入秦国。 被封为商君、功成名就后,他自视甚高,曾问赵良是否能与秦国历史上著名的五羖大夫一较高下。赵良给出的评价是五羖大夫低调有德,广受百姓爱戴,而商鞅则出行需全副武装,树敌甚多。赵良劝他适可而止,但商鞅不以为意。五个月后,他的悲剧降临。 历史非小说,更非博眼球的电视剧 秦惠文王之后,秦国并未改朝换代,后世君王无意为商鞅平反。为了一个臣子而否定自家政权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道德性,哪个秦君会去做?况且商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,死后法令依旧存在,这已是对他贡献与价值的最好肯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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